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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木屋,五斤重的锄头

时间:2020-04-15 02:11来源:情感生活
在我下乡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两年中,一直住在民兵排长家隔壁的那间木板房小屋里。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我随着我所在中学校的同学们,一起到四川省洪雅罗坝公

在我下乡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两年中,一直住在民兵排长家隔壁的那间木板房小屋里。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我随着我所在中学校的同学们,一起到四川省洪雅罗坝公社,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欢迎会上,公社干部把队里的干部们给我们作了介绍,那个晚上,会场上人太多,谁也没有记住,只记得队长叫杨文传。我被生产队的社员蜂拥着,挤出了公社会议室。

在仅靠水塘的右侧土坡上,有一段用大卵石和青石板碎块构筑的台阶,沿着这段斜土坡,走完这十几步的台阶,穿过一个只有半边门框扇的大木门,(这樘大木门,在我的记忆中,似乎从来就没有关过)进门以后就能看到院落里有将近四十平方米不规则的大小石板铺就的小天井地坪面。是房主经常用来作为翻晒农作物用的坝。

离开罗坝公社大院。我和饶开智被夹杂在光荣一队前来迎接我们的队伍中,疲疲沓沓地踩着田间小路上积水和泥土,走上了将要到达的生产队路程。当天晚上,我就到了光荣一队,队里为我们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

坝旁边的周围,有几颗两丈来高的大桉树,我们利用树干为中心,把从稻田里收回来的干谷草,一层又一层、一圈又一圈地堆放在树干的周围,堆积成五六米高的稻草堆,这些干谷草拿来做烧水煮饭的燃料。这些干谷草经过燃烧后所形成黑灰色的粉末,也就成为我们常说的草木灰,这种草木灰是农作物生长所必备的肥料。每年农历春分节以后,这些草木灰就是我们社员向生产队做投资的肥料。年底根据各家各户投资草木灰的数量进行结算分红的。

整个队里的男女老少聚集在一起,家常米酒加上红烧肉,炒油菜苔,外带长青菜和萝卜,大家其乐融融地在一起,吃了一顿很丰富的晚饭,然后社员们都各自回家休息。我和饶开智赶紧打开了行装,铺好床,找来几根干树枝,蹲在灶坑前,再添上一点儿柴,烧好一大锅热水,借着灶前的火光和灶坑内的余温,费力刮掉粘在鞋上的泥土,抠除掉粘在衣服上和裤腿上的泥点,洗完脸和脚。上床休息……

坝的中间还长着一颗五六米高的李子树,在李子成熟的时候,我们经常拿着一根长竹竿,悠然自得地敲打着结着李子的树枝,这位民兵排长那三个孩子,围在树下转着圈,蹲在地上争着抢着,把掉落在地下的李子捡起来,一个劲地往衣服包包里揣,往各自的嘴巴里塞,看着孩子们一边横擦着黑黢黢的鼻子,一边不顾一切蹲在地上,捡着掉在地上的青皮李子,一边还不住地往嘴里塞,那几幅天真无暇的淘气样,我们不由得哈哈大笑。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亮,我拿着洗脸盆,顺着一条青石板台阶小路,来到一个井台前,借着打井水洗脸刷牙的间隙时间,颇有兴致地观察着我的小木屋周围的环境,井台的周围都是冬水田,冬水田里满灌着水,形成一块块水汪汪的一片片梯田。田坎上生长着绿油油的青草。一条石板路从田坎之间穿过,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力。

这个院落的房屋布局呈Г字型,用穿逗式圆木框架结构连接而就,它的西南角是我的厨房,厨房里面非常阴暗潮湿,一般生人来到这儿,刚进门都会明显感觉到,眼前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见,必须要用手扶着门框。站在门口原地不动,稍微稳定一会儿之后,才能模模糊糊的辨别出厨房里的大致陈设。原来的房主人在靠近灶台的地方,放着一张非常矮小的小长条桌子,权当是我的饭桌。饭桌旁还有两三个水桶般大小的树墩,就算是我们吃饭时坐的木蹬子。还有一个占地面积超过两平方米的大灶台。紧挨着这个灶台前面的,是一个用青石板砌成的长方体大水缸,这个水缸的容积很大,一次能装满5担水。水缸旁边的墙板上挂着挑水用的一副扁担。仅靠着这个水缸的小柴门左侧,摆放着挑水用的一双木桶。我每次挑水都是挑5担水,这样在通常情况下,我可以连续用三到四天。穿过那个小柴门,就可以看到沿着小木屋外墙斜靠着一捆又一捆的干桠枝柴草。

这里的地势起伏不大,眼前山间那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随着台阶两旁的地形变化,梯田逐层拔高,向上延伸着。开始抵达错落起伏的山丘顶部,眼前绵连不断的山丘连接着后面起伏跌宕的巍峨群山,远远望去,丘陵后面远处的巍峨群山顶上,悬挂着长长的两条银白色的瀑布,瀑布上下的落差起码超过两三百米,飞流直下所表现出来的气势,令人感到万分震撼。它所爆发出雄伟的阵阵轰鸣伴随着山谷里的回声传得很远很远。

我的寝室紧靠着厨房。房门上贴着一张“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大红标语,推开房门,屋里一片昏暗,借着从木板墙缝透进屋来的微弱光线,可以看到屋门口的地方有0.2米宽0.4米长的地方,木地板已经腐烂断裂,住进去以后,我用两块小木版摆成丁字形,搭在上面。不知内情的人到我这里来经常会一脚踩空,这也许算是我当初基于防盗的一种保护措施。

眼前到处是顺山势而筑起的层层梯田,因为是在冬季,所有的梯田里都灌满了水,在黎明的曙光映照下,闪烁着银白色的光亮。水面上倒映着四周巍峨秀丽的绿色群山,远处有十几只白色的鹭鸶鸟在水田上翩翩起舞,还有一行白色的鹭鸶鸟翻动着双翼,排列着整齐的队形翱翔蓝天。为碧绿色的巍峨群山平添一番画卷。用山清水秀来描绘着此地景色,一点儿也不夸张。

屋里有一张简易的大木床。门对面有一个宽不到一尺半,高不过半尺,带着小木方栏杆的推拉式小隔栅木窗。

饶开智的右腿有严重的残疾,两条腿不一样长。行动很不方便,到了生产队的第二天就感到无法适应。小木屋门前弯曲曲的石板路上的那十几步台阶。竟成为他每天都必须面对的拦路虎。他出门没走多远,上下台阶时,两只脚的受力点不一致,有严重残疾的那只脚一接触到台阶上的石板,就会钻心地疼,疼得他浑身直冒汗,根本无法行走。昨天晚上,从罗坝公社到生产队的这一路,就把他有残疾的那条腿折腾得很够呛。队里的欢迎会结束以后,他就躺在床上,蒙着棉被窝哭了一个晚上。天亮以后。他的情绪稍微稳定了一些。

透过这扇小木窗,可以看到远处的梯田、丘陵、山坡和更远的高山险峰。要等过了下午两点以后,一直到黄昏以前,阳光才能照进我的小木屋。窗户下摆着一张房主放在这里的小条桌。

就在这时,生产队长和学校工宣队及带队的赵雄老师,他们都来到我的小木屋,焦急地看着倒在板床上疼得直打滚的饶开智。他们经过了短暂地协商。立刻做出决定:把饶开智马上返回成都治疗。反正他原来打算也是先来看看。能适应就留下,不能适应就赶快回去,最关键的有利条件是:他的户口还没有下,干脆把他弄回成都,让他直接回家算了。

桌上放着我的饭碗、喝水的杯子,一盏用红岩牌墨水瓶改装的小煤油灯,一只手电筒,还有一个小闹钟。当然还得要摆上一套当时很时兴的《毛泽东选集》。小长条桌对面,靠着门口的地方放着一个大竹背篼,板壁墙根下摆放一个矮矮的装着粮食的木箱柜。装着我的粮食和蔬菜,柜子上面的木板墙上挂着斗笠和蓑衣,房门背后放着我那把五斤重的锄头。

于是,饶开智同学就由两个社员用滑竿抬着,还有两个社员帮忙扛着饶开智同学的行李,跟着学校工宣队及带队的赵雄老师,摆开一路长蛇阵,沿着一条弯弯曲曲地石板路,浩浩荡荡地离开了生产队。先回到公社,几天以后就转道回成都了。

在这个小木屋里,白天还没有感觉到什么可怕,但是一旦到了深夜,我就能经常清晰地听到,在我这木板房间的头顶阁楼上,几只老鼠飞快地来回跑动着,相互厮打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尖叫,我不得不经常在半夜里,爬上小木屋的搁楼顶,弯着腰挥舞着木棍,在楼顶搁楼上快速奔忙着,和这些老鼠展开激烈的战斗。对所有的角落噼里啪啦给它一阵狂轰乱打。每次战斗结束以后,房顶阁楼里都会被我弄得一片狼藉。

我独自一人默默地站在村口的石板路上,呆呆地目送着学校工宣队及带队的赵雄老师,护送着饶开智前呼后拥地离开了生产队,眼巴巴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望着他们踏着那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逐渐地消失在麦苗青青的广阔天地尽头。我的思绪也跟着他们飞回了成都……

大概过了半年以后,我正在厨房忙着做晚饭,偶尔发现有五六条两三厘米长黑色的灰尘,突然打着卷先后落在锅灶前长条饭桌上,我抬头一望,只见屋顶木梁上盘饶着一条约有两米多长的大菜花蛇,蛇身是浅黄绿混合色的,它的嘴里吐着那条带着分叉长须的红舌头,两眼喷发着绿色的光,缓缓地向着四周打量着。

面对着这两天来跌宕起伏的巨大变故,我感觉到:我的命运实在是太糟糕了。真是靠山山崩,靠水水流。原以为依靠着班上的老同学,到乡下,从体力上,陈永华可以帮助我;没曾想我被他抛弃了。昨天晚上才认识个饶开智,虽说有残疾,但是毕竟住在一个小木屋里,可以在一起说说话,不会那么孤单。可是饶开智也被迫返回成都,离开了生产队,昙花一现般地从我眼面前消失了。生产队里又剩下我孤单单的一个知青了。

当时我害怕极了,为了不惊动它,只得蹑手蹑脚地退出了厨房,找到隔壁的民兵排长,请他帮忙,要他赶紧搞快点,无论如何也要把帮帮忙,这条充满恐怖色彩的青黄花蛇赶快弄走。

过了好一阵,我这才心事重重地转过身,回到我的小木屋里,顺手关上了房门,开始忙着收拾被刚才弄得一片狼藉的房间。不料队长却在这时候又折返回来,敲开了我的房门,一把拉着我走下石阶,踏上村里的石板路,走东家,串西家,告诉我,谁家是干部,谁家是贫农,谁家是下中农。谁家是中农,当然也要必须得告诉我,哪家是富农……。

民兵排长没说二话,立刻赶到了我的厨房,瞪大着双眼仰着脖子,仔细地看着房梁上的那条蛇,认认真真地观察了好一阵,他终于高兴地对我连连说道:“这下对了,这下对了,你再也不用着深更半夜地爬起来,去跟那些老鼠打仗了。这种蛇没有毒性,它是专门以吃老鼠为生的,但是你可千万不要去伤害它。只要你不去伤害它。它也绝不会伤害人的。”

走来走去的忙碌了一个上午,脚也走酸了,眼看就要到中午了,队长突然对我说“你马上跟我去罗坝场去赶场,我们队里准备要给你填置一些儿农具,先买一把锄头用着,以后用着的时候在添置。”

果然,从这以后,我的小木屋就清净多了,老鼠来回跑动和相互打斗的撕咬声倒是再也听不见了。但我每次上阁楼里取柴草的时候都必须要认真观察好一阵,在确定没有蛇的情况下,才敢从楼顶阁楼上把柴草扔下来。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不是万不得已,我绝不敢轻易动用阁楼上的柴草。

临离开家的时候,妈妈曾经再三告诫过我,到农村以后,一定要听队长的话,别犟嘴。所以,我一声不响地跟在队长的后面,走在丘陵河谷狭长地带中,一条弯弯曲曲起伏不平的乡间石板路,石板路很窄,队长走在我前面的石板路上,开始我想努力和他并排走,石板路旁边的杂草路上还有一个接着一个的泥水凼,我试着踩着那些泥水凼凼的中间连接部分往前走,但是不行,如果要那么走,就得不停地从一个坑沿跳到另一个坑沿,我试着连续跳过20多个泥水凼后,感觉到这种跳跃式的走法实在吃不消,只得老老实实地跟在队长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完5里多漫长的石板路,总算来到了罗坝场。

这个小木屋的另一个出口路旁,有一个5~6平方米的小堰塘,里面是房东民兵排长栽种的几十颗高笋。洁白里夹杂着绿意的高笋苗钻出了水面,出自淤泥而不染,留给人们无限遐想。这位排长告诉我,这里的高笋不多,一般情况下不要去摘它,等到有肉吃的时候,就在小堰塘抠几根高笋来做配菜。堰塘旁边的泥土田坎路上铺了四块青石板,我们经常在这里磨锄头和镰刀。当生产队里偶尔分肉时,我就从这个堰塘边掰两三根来炒肉片。自己做的高笋炒肉片,味道现在看来的确不怎么样,可在当初能有肉吃已经是不错了,不论如何毕竟可以解一回馋。

这个罗坝场,我们昨天晚上就都来过了,只因当时是在夜间,经历一天的鞍马劳顿,我们都感到心力憔悴,只想早点找个地方好好休息,谁也没有心思去想弄明白,这条街到底是啥模样。这大白天就不一样了,还在约两公里以外丘陵平顶缓坡三叉路口的石板路上,就看见了罗坝场沿街的木板结构门板房成一字长蛇般延伸开来,远远望去这条街的确不算很长。

在这个出口的旁边,是房东民兵排长家的猪圈,里面喂着两条猪,为什么只有两条,多喂几条猪就不行吗?在当时,绝对不行。没有哪个敢多喂,在当地当时有个土政策规定,每家人喂的猪在两条以内时被允许的,是社会主义,喂猪凡是超过了两条,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超过部分的猪就会被没收,就会被拉去开批斗会。每家每户喂的家禽类动物不能超过三种,每个品种数量不超过四只,喂养牲畜禽类种数凡是超过了三种,单项品种数量超过了四只的,都要拉起去被批斗。谁也不敢去冒那个险去踩那个地雷。那时候,如果哪个家里有一个人挨批斗,一家人都抬不起头来,他们的亲戚朋友在政治待遇上都要跟着受牵连。

我们踏上罗坝乡场镇的街道,很直观地感觉到这街道很窄,街道地面上满铺着大大小小很不规则的青石板块,不到4米宽,街道(我们暂且就把称它为街道)两边是一家连着一家的门板铺面和居民住家户。除了一家国营的小商店和一家国营小食堂外,街道上还有一个邮电局,一个林业站,一个兽医站,与国营食堂相邻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小面馆,其他很多房子门板铺都开着不大的木板门,店面上摆着一小把、一小捆的焦黄焦黄叶子烟,修理犁头的配件、卖各种农具和杂货的小店,一家紧挨一家,沿着街道两旁,连成两条蜿蜒的曲线向前排开,街道上挤满了来自十里八乡赶场农民老乡们。

靠着猪圈的是牛棚,里面拴着一头耕田用的水牛,这牛是生产队的,生产队里没有集中饲养耕牛,由生产队把牛交给队里的社员喂养,队里面统一安排使用,牛粪就作为有机农家肥向队里投资,用当地社员们一句通俗的话来说:“牛脑壳是生产队的,牛屁股是社员的。”

在公社大院门口,遇到了昨天分配到同一公社的初68级同学,他们和一群当地农民装束的人在罗坝街上。大家争着握手,尽相诉说着各自生产队的基本状况,为了便于以后有啥事,相互之间便于今后联络,纷纷把自己所在生产队的名称地址,和自己的姓名告诉了对方。我把饶开智同学的情况向各位同学简要述说一番,大家免不了都摇着头长吁短叹地感慨一番,为饶开智同学这次经历百感交集。

当我搬进这个小木屋的当天,就发现这么一个情况,我的窗口外面是一片陡坎,陡坎立面上长满了野蕨藤和杂草,泥土表面长满绿色的青苔,陡坎上面是一块很大的水田,这块水田的田坎就在我的小木屋窗口前转过一个小弯,再向后面的高山深处方向延伸,站在窗口前,我就能感觉到;这水田的田坎上沿与我眼睛的视觉水平高度差不多。这在这转弯处的陡坎侧面上,斜长着一棵弯弯的黄蜡杆枯树,在这棵黄蜡杆枯树的下面,有一块面积大约有六七平方米的三角形斜坡空地。与我的小木屋窗口直线距离不超过两尺。站在窗口前伸出手臂,我的手指就可以触摸到长在这块空地陡坎边沿的野草叶稍。

与同学们分手以后,我紧跟着队长身后,在满大街都是着大喇叭口竹编背兜的人群中,时走时停地挤来挤去,终于在一个铁匠铺门前停下了脚步,队长在铁匠铺门前的小摊案板边,用手不停地翻来翻去,最后选定了一个锄头,转过身来问我:“小石,你来看一下,这把锄头如何?”

我的房东,是这个生产队的民兵排长,他的确曾经不止一次地告戒过我,这块地是二队的。可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这块地不管是一队、还是二队的,反正也一直是荒芜着的,谁都没有用它,地面上已经长满了杂草,已经多少年没有人种了,看着这块地就这样长满荒草,实在是太可惜了,既然别人都不用,那我不如就干脆把它开出来,不论栽种点什么都挺好,至少可以算是打扫了环境卫生,起码在夏天里,少点蚊虫咬。于是趁着赶场回来有个好心情,高高兴兴地拿着锄头来到这块空地,不大一会儿功夫就把这块地挖了一遍,然后把大块泥土用锄头切细,铺平,在旁边整理成一个小小的排水沟,在民兵排长的热情耐心地指导下,我在这块地里种上豌豆、胡豆、扁豆,又栽了一些小葱和蒜苗。等到了五月份,这些东西都可以弄来吃得了。

很明白,队长是在给我买锄头,而且现在,他正在向我征求意见,我的确搞不懂,也不明白什么样的锄头才算是好锄头,只从印象上感觉到这把锄头的模样还看得过去,在直观的感觉上看起来,似乎是有点大。我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那里的规矩是,锄头论斤卖,拿上盘秤称了一下,足足五斤重,队长直视着我,不放心地又追问一句“小石,你拿得起不?”

一天中午我收工回来,突然发现,这块地里到处都是人和牛的脚板印,所有的蔬菜嫩苗都被踩得七零八落。民兵排长的一个五岁、一个三岁的小女儿和刚会呀呀学话的小儿子,她们三个人围着我,脸上都挂着满脸惊恐未定的神色,横擦着鼻涕叽叽喳喳地向我诉说了好一阵。

当时我心里想,已经十七八岁了,也应该算是男子汉了,未必连五斤都拿不起吗?再说不管拿不拿得起,都得拿。绝不能让别人瞧不起。便随口应声答道“不就是五斤重吗?小意思,没问题。”

我费了老半天劲,终于才算听明白,这几个孩子叙述的大致内容,总算是弄明白事情发生的大概经过。

回到生产队,队长找来一根一米五左右的青杠杂木锄把,给我安到今天刚在罗坝乡街上才买的锄头上,五斤重的锄头,就这样沉甸甸地落到了我的手上。

可以肯定,这是二队队长领着人牵着耕牛踩的。我顿时火冒三丈,纵身一越,翻上这块地后面的陡坎,跑步到了二队,很快就找到二队队长。

当天下午,我扛着这把五斤重的锄头出工了,生产队里在队长家后面的山湾湾里改土修梯田。队长拉着我,给大家做了介绍,然后开始用锄头挖土,用木杠抬石头构筑梯田。开始我自以为还行,没有啥特殊感觉,双手紧握着锄把,鼓足力气,挥动这把五斤重的锄头,一下又一下地挖着山坡斜坎上褐红色的干粘土,没过半个钟头,就有些吃不消了,

这位队长一看我怒气冲冲地走进大门,脸色非常不好看,马上给我搬过一个小凳子让我坐下。急切地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队长可能给我安锄把时,木楔没有顶紧,铁锄头突然脱落飞了出去,引起了大家友善地哄笑,一个高个子社员走过来,接过我手里的铁锄头和青冈木锄头把,捡起脱落在地上的木楔子,蹲在地上忙活了好一会儿,重新给我安好了锄把,又拎起锄头的木把末梢,在一块大石头上狠劲地杵两下,便顺手递到我手里,笑着说:“我不晓得,你在我们这里呆得到好久,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不论你呆多久,你都不用再修理锄头了。”

我提高了嗓门,大声武气地向他发出连珠炮般地质问:“啥子事?你自己干得好事,未必自己还不清楚吗?平日里,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如何?不能算坏吧?既然我们两个是往日无冤今日无仇。今天,你为什么突然带着人,把我栽种的菜地都给踩平了?”

旁边的另一个老社员从我手里接过了那把锄头试着挖了两下,随后就还给我,打趣地大声对我说:“我晓得,总是队长怕你吃亏,把你这一辈子用锄头的铁都买齐了。我的锄头才只有三斤,像你这把锄头起码得有五斤。”的确,我把锄头举起来再挖下去,它落下来到土里的深度就是比别人要深一些,也要比别人宽一些,当然我也要比别人多费些力气。

二队队长满脸疑惑地回答道:“今天上午,我的确是带着人踩平过一块菜地,那是因为公社领导曾经多次指示,要严格坚持割资本主义尾巴。其中就有一条硬性规定就是,社员一律不准私自开荒种自留地。不论任何人,谁违反了都要重罚。随便哪个也不能违反。我也只是带着人把地踩了,还没有说到要给哪个啥子处罚嘛。”

从此以后,我在生产队里出工,扛着这把锄头改天换地学大寨。风里来,雨里去,两年多来,这把五斤重的锄头,一直就没有离开我的手,我的确再也没有修理过这把锄头。一九七一年春节以后,我因工作调动,回到城里当工人,临走的头一天晚上,我的房东(生产队里的民兵排长)拿来一把秤,给我这把五斤重的锄头重新称了一下。转过身来告诉我:“莫得五斤,只有四斤半了。”

我连珠炮般地反击道:“我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这儿来的。那块地是在我的窗户根底下面开出来的荒地。它是犯了哪家的王法,你凭啥子带起人给我踩了。我就不相信,你不害怕承担那个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骂名?算了,算了,我也懒得和你说那么多了。走,我们马上一起去见大队书记!”

三十多年以后的一天,我回到了当年的生产队,站在我的小木屋前,望着眼前的一片断壁残垣,感慨万千。经过反复辗转查询,终于找到了我当年的老房东,那位当年的民兵排长,拉着我的手深情地说:“你那年子,离开生产队以后,你的那把锄头,传到了后来下放到生产队的自贡知青手里。那几个知青也像你当年一样,拼命干活,非常舍得干。和队里社员们的关系都处的很好,表现相当不错。你在我们队里那阵,虽说当时条件再艰苦嘛,但你也就只干了两年就离开这里了,这帮自贡知青可是比你苦多了。他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五六年啊,当年你留下的那把五斤重的铁锄头,被磨得只剩下两斤多。这帮娃娃吃得苦,遭的罪,要比你多得多。他们才整得造孽啊!一直到一九七八年的秋天,我们大队上所有的知青才算是全部走完了。那些可伶的娃娃们总算是都回家了,都回城了,只有和你们同年来的何群舒除外,她是在一九七八的年底、七九年年初,才抽调到罗坝街上铁匠坊去打杂。不管咋个嘛,总算是离开农村,能按月拿工资吃商品粮了嘛。”

话刚说到这儿。我猛地站起身来,双手拉着他的胳膊,使劲拽着他就往大门外边拉。

到生产队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我发现没有菜了,想在周围农民的菜地里摘点油菜,便信步围着小木屋转了转,突然发现一个大问题,房前屋后的柴草就要用完了,怎么办……

这一下,二队队长立马慌了神儿:“慢点儿,慢点儿,小石,小石,我跟你说,你等一哈,等一哈,你听我跟你说嘛,说实话,我真的不晓得,那块地是你开的。当时如果我要是晓得,那块地是你开的,无论如何,随便咋个讲,我也不可能带起人给踩平啦。你千万千万不能拿到大队和公社去说哈!千万说不得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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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的我,开始得理不饶人,愤愤不平地继续说:“你想要我不拿到大队和公社去说,不是不可以,那你看该咋个了结这件事情?”

二队的队长拉着我的一只胳膊,陪着小心对我说:“这样子,我认赔。我赔给你二十元钱,现过现,马上给现钱。你看咋样?”

听到这句话,我顿时感觉到眼前直放光,从小长到大,特别是在69年,我从来就没有一次性地从外人的手上拿到过二十元钱,当时的困境也的确到了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的份儿上,也就只好点点头表示默许了。

两天以后,二队队长亲自带着几个人,把已经毁坏的菜地重新开出来,按照原样把菜地重新给我恢复了。

两年以后的1971年1月,因为工作调动,我离开了这个小木屋,2002年的冬天,又回到了我的第二故乡,鉴于当地政府实行封山育林。整个生产队集体搬迁,所有的农家住户都离开了原有住址。站在一片高高的丘陵顶边沿,举目远望过去,我看得非常清楚,当年我住过的那座小木屋,已经被一片断壁残垣和残瓦碎砾所取代,在这个世界上,它已经不复存在了。

但是那个小木屋却永远烙在我的心里。

我的小木屋外面高坎上,还住着一户邻居,主人姓肖,是一个盲人,大概接近六十岁了,我们都称他为肖大爷。在我下乡两年的经历中,肖大爷家里的那盏马灯,和我有着重要的关联,在我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盏马灯啥样呢?

请看下一节《马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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